勝者雖為王，但歷史不是為王者所隨意編撰的。
破除迷信，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傳承中華釀酒精髓，去除糟粕，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才是中國酒業發展的正確出路。
醬香型白酒誕生於貴州省仁懷縣茅臺鎮。
茅臺鎮原本隻是赤水河邊的一個小漁村，後來因運鹽周轉，成了川鹽銷往貴州的邊岸。
到了仁懷的茅臺村，水路不能再往上行，需全部卸船進倉，然後再人背馬馱，分運貴陽、安順兩路銷售貴州。
茅臺村由此開始形成一個川鹽銷黔的轉運站和貨物集散地，山西、陜西鹽商雲集，到清康熙年間，已發展成為江邊的繁華小鎮。
於是，山陜商人就把山西汾酒的種子傳播到了茅臺村。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套『西南叢書』。
其中的第二冊為1939年編的《貴州經濟》，作者是張肖梅。
張肖梅是民國期間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她發起成立的著名企業家協會『星五聚餐會』，影響很大。
由她主編的書籍應該是很嚴謹的，可信度較高。
《貴州經濟》有關於山西汾酒與茅臺鎮白酒之間淵源關系的記載：『茅臺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滿清咸豐(1851-1861)以前，有山西鹽商某，來茅臺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麥為曲藥，以高粱為原料，釀造一種燒酒。
後經陜西鹽商宋某、毛某先後改良制法，以茅臺為名，特稱曰茅臺酒』
茅臺鎮白酒吸取了山西汾酒工藝和陜西白酒工藝的精華，山西人在茅臺鎮開始釀制燒酒的時間是在滿清咸豐之前。
何輯五，先後任貴陽市市長、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47年，時任貴州省建設廳廳長的何輯五，編著出版了《十年來貴州經濟建設》一書，書中載：『……黔中業鹽者，多為秦晉商人，……當時鹽商由山西雇來釀酒技工，仿汾酒釀造方法，設廠釀酒，用以自奉，並不外售。
至咸豐年間，因秦晉商人歇業還鄉，即將所設鹽號，及茅臺酒廠，售予本省先賢華桎塢先生繼續經營，仍沿用成義酒坊名稱(即簡稱華茅)』
這個資料表明，茅臺鎮白酒的歷史，咸豐年間是個分水嶺。
之前，山陜商人成立了『成義酒坊』，用汾酒技術制造白酒，咸豐年間鹽號業務和制酒業務全部出讓給貴州本地人。
此外，1955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國的貴州》記載茅臺酒是『清朝山西人經商於茅臺鎮，依汾酒制法而興』 由貴州省工商聯編輯、1980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貴州茅臺酒史》中記載茅臺酒是『從山西雇了釀造杏花汾酒的工人來茅臺村，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
茅臺酒的工藝發展路線，也清楚地表明了它與汾酒的淵源關系
貴州成義酒房最後一位經營者華問渠先生說『1860年，成義酒房成立。
並且在書中對當年茅臺酒的產量一直上不去的原因，作了詳細客觀的分析：『 制酒原料——高粱和小麥采購困難，確為酒產量不能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酒的原料一向都是就地取材，在茅臺附近收購。
由於高粱、小麥非當地主要糧食，產量少而來源零星，加以運輸不便，和有季節的限制，這一切都大大限制了原料的購入。
『
道光年間(1841年)編輯出版的《遵義府志》一書，曾轉錄《田居蠶食錄》的記載：『仁懷城西，茅臺村制酒，黔省稱第一。
其料純用高粱者上，用雜糧者次之。
制法：煮料和曲納地窖中，彌月出窖烤之。
其曲用小麥，謂之曰白水曲。
黔又通稱大曲酒，一曰茅臺燒』
《田居蠶食錄》，成書在道光年間。
從該書的記載看，至少到道光年間，茅臺酒的釀造工藝還沒有現在這麼復雜。
單從文義分析，類似於山西酒師在陜西發明的釀酒工藝，使用地窖發酵，主要純以高粱為原料，唯酒曲為小麥制成。
1936年編修的《續遵義府志》記載：『茅臺酒，出仁懷縣茅臺村，黔省稱第一。
法純用高粱作沙，煮熟和小麥曲三分，納糧地窖中，經月而出蒸烤之，即烤而復釀。
必經數回然後成，初曰生沙，三四輪曰燧沙，六七輪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終乃得酒可飲』
從《遵義府志》到《續遵義府志》的95年間，茅臺鎮白酒的釀制工藝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關鍵的變化在於『烤而復釀，必經數回然後成』
但是根據文義分析，到1936年時，茅臺工藝尚未定型。
對於以上茅臺酒工藝的發展變化，茅臺酒廠自己曾作出過符合事實的說明。
翟旭龍先生在《釀酒史上的『絲綢之路』 》一文中引用了一條重要的資料：
『1973年，茅臺酒廠代表在全國名白酒技術協作會上所作的題為‘發揚固有風格，提高產品質量’的發言中說：‘茅臺酒相傳始創於1700年左右。
有陜西鳳翔府岐山縣郭姓鹽商請了山西技師，仿汾酒與西鳳酒的操作方法操作生產。
在這200多年的時間內，又吸收了南方小曲酒的作法，而形成了現在的這一套獨特的工藝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