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檳是自然的產物，它的生產者因此時刻面臨著自然變化的威脅，在脆弱和不確定性之間憑借經驗和天分創造美好。
香檳令人獲得巨大愉悅的商品屬性，決定了它在人類歷史中的命運——無論我們的世界如何起伏跌宕，香檳一直都在。
它經歷了歐洲社會的劇烈變革，見證了新興國家的崛起，激發了藝術與思想的發展，也切身參與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演進。
所以，當我們再次凝視杯中香檳不斷浮上液面的氣泡時，讓我們一起致敬歷史。
——by 王昭
王昭，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經濟學博士/法國上阿爾薩斯大學擔任全職教職/專業葡萄酒自媒體及社群平臺WINEBOY主編/多家媒體專欄作家/法國INSEEC與中國農業大學合作WINEMBA項目特邀講師
2019年3月，作者在香檳委員會的邀請下展開了為期一周的香檳訪問。
在常規的旅遊、品鑒信息之外，王昭卻是想要將香檳區那跨越數百年的歷史與你娓娓道來。
由於篇幅所限，全文將分三次於ComiteChampagne微信公眾平臺進行首發轉載。
『2010年7月，145瓶香檳酒從芬蘭阿蘭德島海域一艘沉船中被打撈上來。
這些香檳的酒標已經完全消失，通過對香檳瓶塞內面(酒瓶裡的那端)的火印，專家們確定了其中95瓶來自後來被Jacquesson接手的Juglar，46瓶來自與表哥Ponsardin合作經營的凱歌夫人(Veuve Clicquot Ponsardin)，4瓶來自現在屬於香檳巨頭弗蘭肯-伯瑞集團(VPM)的Heidsieck & Co house。
歷史學家們根據沉船和香檳瓶上的蛛絲馬跡，斷定這批香檳的生產時間有可能在19世紀初期。
品鑒專家們被邀請前來做出專業評鑒，他們從每一瓶香檳中抽取酒汁並小心翼翼地重新封瓶，最後判定有79瓶可以被飲用。
2015年，科學家針對這批香檳作出的理化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
分析結果顯示，雖然這些香檳的殘糖量高達150克左右，但與當時俄羅斯市場的偏好相比還是太低了，因此它們應該是船上的人帶在路上自己喝的』
從19世紀到今天，香檳始終是帶給人最多歡愉的葡萄酒。
也正是緣自這種獨一無二的屬性，阿蘭德島沉船上被發現的這批香檳才會在當時被遠遊的人帶上船。
它們本應在旅途中被享用，卻因緣際會落入波羅的海，成為歐洲近兩百年歷史的見證者。
對於那些有幸能夠喝到這些香檳的人來說，它們亦是最難得的講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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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上半葉正是歐洲動蕩不斷的時期。
跨越18世紀和19世紀的二十幾年裡，七次反法聯盟接連對法國發動戰爭，最終徹底擊敗拿破侖·波拿巴。
在其中的第六次反法同盟中，聯軍進攻至香檳產區，蘭斯(Reims)和埃佩爾奈(Epernay)在1814年2月被普魯士、哥薩克和俄羅斯軍隊占領。
3月，拿破侖本人先在凱歌夫人的表親Ponsardin家住了3天，然後又住到了時任埃佩爾奈市長的Jean-Rémy Moët(酩悅酒莊莊主)家裡。
在此之後，拿破侖回到巴黎並於4月退位。
1807年7月26日，拿破侖參觀Moët & Chandon酒窖
《圖片來源於網絡》
蘭斯和埃佩爾奈在被占領的一開始便遭到了大肆洗劫。
香檳生產商們憑借不可以思議的商業判斷像先知一樣處變不驚。
他們鎮定地看著侵入者們偷盜、搶掠或豪飲香檳，心裡清楚：等到世界恢復平靜之後，最兇殘的強盜也終將變成忠實的客戶。
市長Moët先生在戰爭期間靈活應對聯軍，保住了城裡的大部分酒窖，但普魯士人和哥薩克人還是喝光了Moët家幾十萬瓶香檳。
Moët對自己的朋友說，『我向掠奪我的敵人微笑，任他們喝光我的酒。
當他們回到家鄉後，將會為我們做出最好的宣傳』 有過同樣遭遇的Clicquot夫人(即凱歌夫人酒莊的創始人)也說，『讓他們喝吧！他們早晚會償還賬單』
香檳的貿易在戰時停滯不前，但它隻是暫時被帝國遭受的痛苦所打斷。
香檳地區真正重獲安寧是在1830年前後，地區經濟恢復了節奏，全歐洲的美食家們都瘋狂地慶祝每天有海量香檳伴隨的好日子的歸來。
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令它在歐洲重建威望，歐洲各國之間的往來也在這段時間得到了恢復。
2010年打撈上來的香檳，正是在這段時間被生產出來，並被帶上前往俄國的商船……《未完待續》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Le livre d’or du champagne，Colonel François Bonal，Editions du Grand-Pont，1984，ISBN-13: 978-2881480010
文章《香檳的見證——致敬歷史》原載於《年度酒鑒LES MILLESIMES FINE WINE》，作者王昭，如需轉載請與作者聯系獲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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